Twisted Meadows

看了HBO的《切尔诺贝利》迷你剧。其实有明显的歧视社会主义的色彩啦，解读方式不能不说是带有某种偏见。不过影响不大，毕竟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无可撼动。

像武汉一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第一瞬间，政府反应就是封城，切断外界联络。威权国家的这种思维惯性还是让人细思恐极。它总是轻易地牺牲掉一大群人。
这种理念跟西方的个体自由文化格格不入。可以想见，西方看待这次武汉，也跟看待切尔诺贝利一样——他们根本不相信你对外发布的信息，因为你的做法（封城）就不是一个符合他们价值观的行为。中国政府的操作已经把自己标榜到文化对立面，是不值得信任的。

尊重个体自由的理由很简单，即个体可以用自己的选择为自己命运负责。
疫情来了，你的知识你的资本你的人脉可以发挥作用，它们帮你做好防护；安全地逃离到别处；一旦病发还能享受最好的医疗资源。
这是你的选择、你的主观能动性能发挥的作用。你在其中是一个积极的存在。

但这里有个潜台词是，在赋予自由的情况下，你有能力调动资源解决问题。
有些人是无力对抗冲击的。当疫情到来，他不知道什么是病毒、它如何传播，因而也就无从加强防范、会误以为双黄连有用；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享受医疗；他的人脉不能帮他抢到口罩、病床；他甚至不听劝，政府和媒体的宣传对他们也形同虚设。
这些人是真正最受伤害的人。他们活在一个可以有选择的世界里，但他们没得选 。
要了解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一个多数民众富有的国家里，应对灾害的方式有一万种。一个多数民众贫穷的国家里，个体应对冲击的能力就很弱了。要知道我们的扫盲教育直到2015年才把文盲率下降到3.6% 。

这就是纯粹资本和纯粹自由的残酷一面。它在美国也清晰地体现：社会几乎彻底放弃最底层最弱的那群人。
在文化上大家赋予「努力」以某种价值（也许美国梦？），因此弱者、失败者就有了自然的解释——他不够努力。
不够努力，因此他配不上不劳而获的救助，也配不上公共资源的倾斜。面对疫情这样的冲击事件，他的个人努力几乎发挥不了作用。但是我们还是会说，杀人的是疫情，体制没有错。
废话，因为掌握声音的都是社会优势群体。这套机制真正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如果医疗资源有限，必须有人要死，那就让不值得救的人去死。反正我们优势群体有主观能动性，目前这套机制正是我们设计和建立的，我们用掌握的资源完全能救自己。
可是要意识到「贫穷陷阱」的存在。有些人就是陷在里面了，越穷就更穷，再努力也出不来。

尊重个体自由是否有意义呢。当然。没有人愿意被动地活着，把命运交给他人（政府）掌握，应对措施是否有效完全依赖于圣人的领导。
但是强调集体主义也是有意义的，社会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人们愿意以集体为单位共同进退。在有人愿意牺牲的情况下，做出有利全局的决策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至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很容易发生。——我有点震惊的就是：当武汉封城的时候，武汉人民是接受的，全国人民也接受！
封城的后果非常明确。就是要用武汉一部分人的「命」来换全国的安宁。
「以命换命」是典型的有轨电车难题：

• 杀1个人救99个人，你要不要做？
• 杀49个人救51个人，你要不要做？
• 杀50个人救50个人，杀的是陌生人救的是你亲人好友，你要不要做？
• ……

我个人的经验是，国家治理切忌陷入有轨电车难题的争论，它将永无止尽。——但在中国，封城的顺利展开令人惊奇，人们非常接受这个决策，无论是被「救」的人，还是被「杀」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有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人们在思想倾向上要求「牺牲」，要求对个体自由的限制。
有时甚至是对个体自由的践踏——例如全国各地对武汉人、发热病人、被隔离对象的极端做法。

好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上来。考察与封城相对立的自由立场。（当然，一般我们认为自由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但在这特定场景下：）城内要求个体自由的人，实际要求的是某种「特权」——根据当前社会资源分配状况而分布的「特权」。
在这个条件下，「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获得优先信息（医生熟人的内部信息传递），优先防护（买得起高价的口罩），优先治疗（专家号和有限的病床）……

要明白决策都是在有限局面下做出的。
资源有限的另一个道理来自春运火车票：
都知道春运火车票难抢。但此事的本质是铁路运输系统的运力供应小于春运旅客需求。12306软件再怎么改进也还是会有人买不到票的。
资源有限、不满足需求的结果就是：有钱人愿意付出更高价格来购买这项商品。当原本的售票体系不对这种愿望做出响应时，黄牛也就应运而生了。
无论是以前的黄牛还是现在的抢票软件。都是自由市场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聊把戏而已。其本质都是「愿意付出更高价格的客户，在要求对资源的优先分配」——这是一种特权。

于是我们可以审视武汉封城的意义了。作为国家的「集体」，要求武汉地区做出牺牲，以维护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利益。这个选择主要伤害了武汉有能力自救的群众，表面上伤害了自由，本质上伤害了他们的生命权利。（这是一个trade-off，有轨电车难题，因为你无法判断牺牲武汉人拯救的那些人的价值是否高于被牺牲的武汉人）
这个决策由执政者做出，而民众对此感到满意。

封城打破了原有资源分配格局：湖北人不分贵贱，都被降格为无力自救的弱势群体。 城内资源短缺，只能靠外界的所谓「援助」来提供。而这完全依赖于国家调度。（ 若领导组织失败，损失就参见切尔诺贝利 ）

有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再回头来看你的自由主义倾向如何？
我尊重大家的选择，你想要自由/特权也好，你想要集体/平等也好。有一些事是可以想见的：越掌握特权的人越要求自由（如果你是社会中的优势群体，你就特别在意自由，特别在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在威权国家，掌握权柄的人要求高于一切的自由——他的自由甚至可以伤害你的自由。
而弱势的人是想要集体/平等吗？I doubt it. 我认为弱势的人什么都不想，你给什么我都受着。咱农民不操皇帝的心。

来吧，睁开眼。是时候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了。

2020.2.23 补充 饭友@金融界人贩子 关于风险系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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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点题外话。我个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嗤之以鼻。人类从未有过共同的利益价值，也并非共享命运。总有些人的命更好一些。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选择与一部分人成为命运共同体而已。区别只是小家大家的区别，有人爱跟小家共命，有人爱跟大家共命。
尊重，我都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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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1. 「湖北人不分贵贱，都被降格为无力自救的弱势群体。」——这句在微观层面显然是不成立的。例如在病床稀缺的情况下，武汉的权贵依然有办法弄到优先住院的资格。武汉的官员还是能去红十字会随意搬走口罩。但中国的官僚制度可以说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大话题。这里不展开。
2. 「要了解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 」——说实话我很讨厌一种论调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达到，所以他们不配拥有「民主」、「自由」@！*@￥&……上文似乎也写出了点这种意思。但我想要澄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还是：无论怎样出身的人，都享有生存权；决策者在做决策时，他要考虑影响到的人群有多大。如果「伤害无知者」这个事只会伤害100个人，他很有可能不在乎。但如果这个国家的无知者有1亿人，他就不得不在乎。
3. 有人会说：你是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为政府决策辩护。你是不是也想说「杀人的是疫情，体制没有错」？政府决策中有一些行为是明显错误的，比如把8个医生以造谣处理，导致全社会灾害响应机制延迟启动。

——毫无疑问，灾害应对中的信息传递、透明、真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没有争议。
这种错误带来的后果有目共睹（无论在武汉还是切尔诺贝利）。我没有为它辩护。
你应该搞清楚，决策A和决策B是并行存在的，可以分开讨论；同时，决策A底下可能也分为小决策a1，a2，a3，在大决策A正确的情况下，a1，a2，a3也可能存在各自的错误，反之亦然。
关于我们的体制如何，这个话题我不想展开。灾害信息传递只不过是言论自由里一个很小的分支。这个国家从未拥有过言论自由，它的体系为管制而设计，就不能指望在灾害面前突然转变。
X不是你曾经拥有而今天突然被夺去的东西。而是你从未拥有过也没有努力去争取的东西。你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都得过且过了。单纯因为现在疫情下有人因此受伤而愤怒？
我希望你们是真的愤怒。也希望你们真的在乎。

有段时间没写这种文章了。根据姜文电影的名场面，我决定将博客的这个栏目命名为——「正经人谁写日记呀」，哈哈。

2019年像之前的每一年一样，过得很快。对它的印象只剩加班加班、辞职家里蹲、旅行，然后，就是现在：手机在放歌，我坐在床上，敲打老旧的MacBook，现在是12.31 02:02。

又是不太长进的一年。原本没有值得写的东西。但今年有两个瞬间让我想写点什么：
一是若含在微信上再次联络我之后，我觉得人和人也许是可以相互原谅的，心里稍微好受一点，当时感激地有写东西的冲动。
二是前几天，见了一些老朋友。看到大家都过得很好，也许说不上很好但也是「稳步前行」。似乎让我对自己也稍稍有了一点信心。

Continue reading “我们去2020”

毕业后我在两个公司工作过，其中一家是台湾的电子制造公司LiteOn，第二家是华为。

这是一篇LiteOn领导拜托我写给他们介绍华为工程师生活的文章。我把它贴出来，作为对前东家讨论系列的第一篇，之后可能还会有别的分析文章。

Continue reading “也谈我的前东家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