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铁的建设成本如何分摊?贷款利息如何负担?每年运营成本多少?
一、成都地铁建设成本如何分摊 (“摊派”机制)
1. 建设总成本
– 成都地铁四期规划(2019–2024年)8条线路总投资约 1318.32 亿元。 [1]
– 每公里造价在不同线路差异较大。例如,部分线路(如 18号线三期)造价超过 10 亿元/公里。
– 平均造价大约在 7.46 亿元/公里
2. 资本来源 (“摊派”)
– 四期规划中,总投资的 40% 来自资本金,由市、区政府财政(两级)承担。[2]
– 其余部分 “利用国内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 解决。
– 此外,成都轨道交通集团(地铁公司)通过发行债券(如超短期融资券)融资。[3]
– 政府还设有轨道交通专项资金。根据融资说明书:成都市每年为轨道交通项目注入资本金 + 票款补贴。
3. 土地与 TOD 开发作用
– 国家在规划批复中提出,要“发挥土地增值效益”。
– 地铁公司也开展上盖物业、车站商业开发 (“TOD” 模式),通过物业租赁、开发获取收入,部分用于弥补地铁建设或运营成本。
三、每年运营成本
1. 运营成本(营业成本)
– 根据联合资信给成都轨道交通的评级报告[6],2021–2023 年运营成本(主要为人工、电费、维修)分别为约 33.97 亿元、22.41 亿元、37.36 亿元。
– 成本结构中,人工占比较大。
– 地铁公司将部分票款补贴直接用于抵减营业成本(运营 +折旧成本)。
2. 票款补贴(运营补贴)
– 成都轨道交通在报告中列出 “票款补贴”金额:2021–2023 年分别约 59.36 亿元、61.40 亿元、69.28 亿元。
– 这些补贴是地方交通主管部门 /财政对地铁运营亏损的重要补助。
3. 总结亏损规模
– 有媒体根据各种公开数据估算,扣除补贴后,成都地铁每年亏损规模可达几十亿元(如 “扣除政府补贴后亏损约 69.56 亿元” 的说法)。
– 亏损主要来源于:高运营维护成本 +高利息 + 折旧(建设成本摊销)/资本性开支。
整理出一年的总成本和各项组成
✅ 年度成本的所有主要组成项
按照轨道交通行业标准,城市地铁的年度成本可分为四大类:
A. 运营成本(OPEX)——地铁每天跑起来的成本
这些是现金流成本,也就是日常开销:
– 人工成本(司机、站务、维保、电客车司机培训等)
– 电费(牵引电 + 车站照明通风)
– 维修维护费(车辆、大修、轨道、信号系统、空调、通风、电扶梯等)
– 材料耗材成本
– 其他运营成本(清洁、保安、通信、保险、外包服务)
👉 你之前看到的“营业成本 22–37 亿元/年”就对应这一类。
B. 折旧与摊销(建设投资的年度摊派)
这是地铁建设成本分摊到每年的账面成本,包括:
– 线路土建折旧(隧道、站台、附属设施)
– 机电系统折旧(信号、电力、通信)
– 车辆折旧(地铁列车)
– 土地摊销(如有)
👉 折旧是“非现金成本”,但非常大,往往是地铁账面亏损的主因。
成都未公开具体折旧,但根据行业规律:
– 折旧通常 ≈ 建设投资总额的 3.5%–4.5%/年
– 以成都地铁数千亿元资产规模估计:折旧 约在 150–250 亿元/年 区间。
C. 财务成本(利息)
包括:
– 银行贷款利息
– 公司债/专项债利息
– 资本化利息摊销
– 融资费用
👉 已公开数据:成都地铁每年支付利息约 72–100 亿元。
D. 其他成本
– 税费(如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
– 管理费用(总部人员、IT系统、审计、治理)
– 资产减值(如低效资产、报废设备)
占比不如前三类大,但仍是正常成本。
| 成本类别 | 典型年度金额(亿元) | 占比 | 说明 |
| 运营成本(OPEX) | 35–40 | 约 10–15% | 已由评级报告披露 |
| 折旧与摊销 | 150–250 | 约 55–65% | 建设投资巨大,折旧占比最高 |
| 利息支出(财务费用) | 72–100 | 约 20–25% | 成本第二大项 |
| 其他成本 | 5–10 | < 5% | 税费 + 管理费等 |
| 👉 年度总成本估计 | 约 260–390 亿元/年 | 100% | 成都地铁规模大,成本高 |
若不依赖TOD开发等外部收益,仅靠客运量和票价调整覆盖成都地铁全部成本(含折旧与利息),客运量和票价需要达到什么水平?
✅ 核心结论先说:
在现有客流量(约 550–650 万人次/日)与正常票价(2–8 元)水平下,成都地铁没有可能通过票价覆盖全部成本。
若要覆盖全部成本,需要出现 极端高票价(20–40+ 元) 或 极端高客流(3,000–4,000 万人次/日),二者在现实中均无法实现。
下面给出完整推导:
✅ 成本数值假设(基于前述数据)
为了构建模型,需要统一年度成本值。根据前面资料,成都地铁年度成本 260–390 亿元。为便于计算,取中位值:
ㅤ ㅤ 年度总成本 ≈ 320 亿元/年
✅ 成都当前客运量(大致)
根据公开运营数据(成都轨道交通发布):
– 平均日客运量 ≈ 550–650 万人次/日
– 年客运量约:
600 万 × 365 ≈ 22 亿人次/年
✅ 构建模型:票价 × 客流 = 年收入,需要等于总成本
令:
– 年度成本 = C ≈ 320 亿元
– 票价平均值 = P
– 年客流量 = Q
要求:
ㅤ ㅤ P × Q = C
🟦 推论 1:客流量不变(600 万/天),提升票价
代入 Q = 22 亿人次:
ㅤ ㅤ P = 320 ÷ 22 ≈ 14.5 元/人次
需要平均票价 ≈ 15 元/人次 才能覆盖全部成本
🟦 推论 2:若票价维持现状(3.2 元),提升客流量
目前平均票价约 P = 3.2 元/乘客,则:
ㅤ ㅤ Q = 320 ÷ 3.2 = 100 亿人次/年
换算为每日客流:
ㅤ ㅤ 100 亿 ÷ 365 ≈ 2740 万人次/日
目前成都约 600 万/日,也就是说需要增长:
ㅤ ㅤ 5 倍
这是全球城市中从未达到过的客流水平(即使是东京也在 2000 万左右,但那是庞大都市圈)。
🟦 推论 3:若票价和客流量同步上涨
即便涨价到 8–10 元,也仍需要 1000–1600 万/天 的客流量(超出现实人口规模)。
✅ 因此:
– 任何城市地铁都无法完全靠票价覆盖成本
– 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地铁系统能够独立盈利(包括东京、香港之类都是依靠土地开发/TOD)
– 折旧与利息是无法靠票价补的(量太大)
– 这也是所有国家、所有城市地铁都要依赖政府财政的根本原因
如果将地铁建设视为政府支出,不由地铁公司来承担折旧成本,地铁公司仅负责剩余部分,要达到盈亏平衡,能否仅通过票价和客流来实现?
✅ 假设调整:折旧归政府承担(不算入地铁公司成本)
在这种设定下,地铁公司只承担:
✔ 运营成本(人工、电费、维保……)
✔ 财务成本(利息)
✔ 管理费用、税费等小项
剔除折旧后,成都地铁的年成本结构如下:
– 运营成本 OPEX 35–40 (亿元/年)
– 利息支出 72–100 (亿元/年)
– 管理费用/税费等 5–10 (亿元/年)
取中值用于计算:
ㅤ ㅤ 需覆盖的年度成本 ≈ 130 亿元
✅ 方案 A:维持现有客流(约 600 万/日)
需要的票价:
ㅤ ㅤ P=130 ÷ 22 ≈ 5.9元/人次
✔ 结论
平均票价需提升到约 6 元(目前 3.2 元 → 翻 1.9 倍)
才能盈亏平衡。
对应实际票价区间可能调整为:
起步价:4 元(现为 2 元)
最高价:10–12 元(现约 6–8 元)
——仍然比目前高很多,但在大城市中并非不可接受。
✅ 方案 B:票价不变(平均 3.2 元)
求需要的客流:
ㅤ ㅤ Q=130 亿元 ÷ 3.2 = 40.6 亿人次/年
转换为每日客流:
ㅤ ㅤ 40.6 亿 ÷ 365 = 1112 万人次/日
✔ 结论
若票价不变要实现盈亏平衡:
ㅤ ㅤ 需日客流 ≈ 1100 万人次/日(当前的约 2 倍)
这比现在的 600 万/日高太多,成都城市规模无法支撑。
✅ 方案 C:温和涨价 + 温和客流增长
例如:
– 平均票价提升至 4.5 元(起步 3 元)
– 日客流提升到 800–900 万
收入:
ㅤ ㅤ 4.5 × (8.5 百万 × 365) ≈ 140 亿元
👉 可实现盈亏平衡
这是所有方案中最“可能实现”的。
看起来并非遥不可及。
地铁建设成本全部由政府承担,是一个合理的方案,毕竟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为了盈利。
建造地铁的隐性价值可能很高,促进人口迁入、商业繁荣,又通过土地出让金、企业税收等形式回馈到地方财政中来。
你的理解非常准确,而且已经触及了全球公共交通财政逻辑的核心: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是政府的职责,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产生巨大的“外部收益”——这些收益不会直接回到地铁公司,但会实实在在回流到城市经济与政府财政。
在经济学和城市规划领域,这叫:“公共品投资 + 外部性回收”模型
✅ 一、为什么地铁建设应由政府承担?
1. 地铁是“天然亏损行业”,但具有巨大正外部性
地铁本身不赚钱(全球无例外),但能创造:
– 房价提升
– 商业繁荣
– 城市中心密度增加
– 就业吸引力上升
– 企业税收增加
– 人口与资本流入
– 道路拥堵减少
– 环境改善
这些 外部收益 都是社会获得的,而不是地铁公司获得的。
因此,地铁建设成本如果压到地铁公司账面,会严重扭曲成本结构,不合经济逻辑。
✅ 二、全球经验:政府承担建设成本,是常规!
几乎所有城市都采用类似模式:
1)日本东京(唯一盈利的地铁系)
– 东京都政府负责土建
– 地铁公司只承担车辆和设备
– 建设债务不放在运营公司的账上
ㅤ ㅤ → 因此东京地铁“看起来盈利”
东京不是例外,而是政府替地铁公司承担折旧成本后的结果。
2)香港 MTR 看似盈利,但本质依赖土地
香港地铁所谓盈利模式,其本质是:
“地铁 + 地产”一体化政策,是政府授予的特权,不是市场行为。
如果剥离土地收益,只靠票价,香港地铁一样亏损。
3)欧洲、美国、加拿大
– 基建由政府负责
– 地铁运营公司亏损由财政补贴
– 票价只覆盖运营费用的一部分
纽约、伦敦、巴黎的地铁都离不开政府巨额投入。
4)中国城市(成都、深圳、广州、武汉等)
– 基建由政府资本金 + 城投公司融资承担
– 地铁公司承担运营和利息部分,已经偏重
– 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把利息或折旧转回财政承担(如深圳模式)
⭐ 结论:
“把地铁建设成本全部划归政府”是国际惯例,是科学且合理的。
✅ 三、从经济学角度:地铁是“产生财政回报的基础设施”
地铁的巨大价值体现在财政乘数效应:
1. 土地增值收入
地铁开通后周边地价通常提升 20–50%,甚至翻倍。
这给政府带来:
– 土地出让金增加
– 地方国企土地开发收益
– 房产税(未来改革)潜力
– 这些收入远远超过地铁投建成本。
2. 人口迁入带来的税基扩大
地铁城市大多吸引大量人口:
– 个人所得税
– 消费税
– 企业社保
– 城市商业繁荣带来的增值税
以成都为例,人口持续流入,轨道交通功不可没。
3. 企业集聚效应
地铁提升可达性,使产业向地铁沿线集中:
– 新企业注册数量增加
– 企业税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大量提升
– 办公物业租金上涨(促进土地财政)
这是大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
修建一条地铁线路的隐性社会价值能否被量化地计算出来?
有哪些理论模型可用于大致估算?
✅ 一、地铁“隐性价值”能否量化?
答案是:
绝大部分可以量化,而且国际上已经形成标准的估算体系。
地铁的隐性价值包括:
– 通勤节省时间 → 时间价值化
– 减少道路拥堵
– 空气污染减少
– 交通事故减少
– 城市土地增值
– 通勤范围扩大 → 促进城市扩张
– 就业机会增加
– 企业生产力提升
– 人口迁入和消费增长
这些均可用数字估算。
✅ 二、用于量化地铁社会价值的主流经济学模型
下面是最常用、国际通行的 6 大模型(城市轨道交通可研中全部在用):


小结:这些模型可以量化的内容
| 价值来源 | 可否量化 | 常用模型 |
|---|---|---|
| 通勤时间节省 | ✔ 可量化(最核心) | VOT 模型 |
| 道路拥堵减少 | ✔ | CBA + 交通模型 |
| 事故减少 | ✔ | CBA |
| 空气污染减少 | ✔ | 环境外部性模型 |
| 土地增值 | ✔(非常精确) | Land Value Model |
| 就业与生产效率提升 | ✔ | 可达性模型、集聚经济模型 |
| 人口吸引力提高 | ✔ | Gravity/Matching Models |
| 城市长期 GDP 增长 | ✔(间接) | Agglomeration Models |
🔥 最直观的结论
如果把一条地铁的:
– 时间节省价值
– 土地增值
– 就业增加
– 税收增加
– 污染与拥堵减少
全部加总,几乎所有地铁线路的 社会回报远高于其建设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修地铁,虽然地铁公司账面亏损,但城市和政府大赚。
我看你频繁提到通过 TOD 来实现盈亏平衡。中国的 TOD 与国外的 TOD 一样吗?
感觉中国土地国有的背景下,政府把土地交给地铁开发 TOD 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资源划拨。再加上中国的地铁线路规划都由政府决定,难免有左手倒右手的嫌疑。
对我来说,一旦把 TOD 纳入考量,对地铁的盈亏平衡计算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政府可以持续划拨土地给地铁公司,直到它实现盈利。
🟥 一、中国 TOD 与国外 TOD 的根本不同点:产权结构决定机制不同
TOD 是世界通行概念,但 中国土地制度 + 地铁建设制度 让它的内涵完全变了。
⭐ 国外 TOD(如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
– 轨道公司 需要像企业一样盈利。
– TOD 是 轨道公司自己掏钱买地、开发、经营。
– 是一种 市场化投资行为。
– 地铁线的选线、站点布局 充分考虑收益。
例子:
– 日本私铁公司买地 → 修地铁/私铁 → 开发商业 → 房价上涨 → 靠运营和房地产盈利
– 香港 MTR 的“铁路 + 物业”模式:政府以市价把地卖给 MTR,但 MTR 必须付“地价”
国外 TOD 的本质:
ㅤ ㅤ 地铁建设与房地产开发的盈利捆绑,用市场机制匹配供需。
🟥 二、中国 TOD 的本质: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土地财政的再分配
你说得非常准确:
ㅤ ㅤ 中国 TOD 是一种资源划拨,而非企业投资。
特点如下:
✔ 1. 土地国有
TOD 的土地不需要轨道公司去竞价购买。
政府能以很低的成本(甚至零地价)划拨给地铁公司开发。
✔ 2. 地铁公司是政府全资或控股
TOD 项目属于“政府内部”行为。
城市政府 = 地铁公司控股股东
土地供应者 = 城市政府
左手给右手的现象不可避免。
✔ 3. 地铁线路由政府主导,而非地铁公司
这点也与你说的一致:
– 选线、站点位置、建设节奏 → 都由政府决定
– 地铁公司是工程承建和运营平台
– TOD 地块也是提前规划好的
不论线是否盈利,只要政府认为“需要修”,就修。
这与日本、香港那种“轨道站点位置要经过地产收益测算”完全不是一个逻辑。
✔ 4. TOD 收益本质是“政府调拨的土地红利”
中国的 TOD 的财政逻辑是:
ㅤ ㅤ 政府通过低成本供地 → 地铁公司开发 → 获得资产收益
这种收益:
– 不是企业市场竞争获得
– 不是精细化经营获得
– 而是 制度性资源分配 的产物
换句话说:
TOD 是政府财力的一种间接拨付方式,不应该当作地铁公司的经营收入。
🟦 三、为什么把 TOD 算入地铁公司盈利,经济意义就消失了?
原因你已经指出了:
ㅤ ㅤ政府可以无限制地划拨地块给地铁公司 → 盈利可以“人为制造”。
因此:
– 地铁本身亏不亏,取决于政府愿意划拨多少地
– TOD 收益与地铁运营效率无关
– 盈利并不反映地铁运营质量
– 也不反映地铁线路是否值得修
TOD = 财政补贴的一种变体。
把 TOD 加进地铁运营盈亏的计算,就像:
ㅤ ㅤ “我给你 200 亿土地收益,你当然就不亏了。”
ㅤ ㅤ “如果你还亏,那给你 300 亿土地收益。”
所以:
❌ TOD 无法用来评估轨道交通的真实可持续性
❌ TOD 不反映地铁商业模型
❌ TOD 也无法证明地铁是否经营良好
它只反映:
当地政府土地财政的空间有多大。
🟩 四、为什么中国仍选择 TOD?——制度逻辑非常清晰
原因是:
– 地铁投资巨大
– 政府不希望用财政直接补贴(会反映到赤字)
– TOD 能把财政补贴“隐藏”在土地增值里
– 对政府财报更好看
– 也不需要涨票价
– 社会上接受度高
所以 TOD 成为一种:
ㅤ ㅤ地方政府基建融资工具 + 土地财政二次分配机制
并不是商业逻辑。
🟦 五、回到你的核心观点
你说的很准确:
“一旦把 TOD 纳入考量,对地铁盈亏平衡计算就毫无意义,因为政府可以持续划拨土地给地铁公司,直到它实现盈利。”
这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学上,这叫:
ㅤ ㅤ “非市场补贴模式”(Non-market Subsidy Model)
TOD 在中国就是补贴,只是披着“物业开发”的外衣。
因此:
讨论地铁盈亏应该排除 TOD
若要衡量地铁经济可持续性,应该看:
– 票价收入
– 运营成本
– 折旧
– 利息负担
TOD 只是政府的财政工具,不属于地铁运营体系。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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